周四上午，江临舟还没有找吴市长，吴市长先找江临舟了。
江临舟刚来到市政府，秘书张明就向江临舟，汇报道。
“常务，吴市长，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。
九点三十分，江临舟推开吴雄飞市长办公室的门。
吴雄飞正站在窗前，手里拿着一份文件，眉头紧锁。
“市长，您找我。”
吴雄飞转过身，示意江临舟坐下。
吴雄飞没有绕弯子，直接把手中的文件放在茶几上。
正是《京州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标准暂行规定》（市政府〔2011〕24号文）。
“临舟，这份文件，你看看第三条第二款。”
江临舟接过文件，其实不用看他也知道内容。这就是达康书记把问题上交给沙书记时，一直想要修改的文件。
“项目启动，需经改造区域内95%以上产权人，签署同意书……”
吴雄飞在江临舟对面，单人沙发坐下，双手交叉放在膝上。
“ 矿工新村的情况，你了解吧？同意率卡一直在88%。”
“了解。陆亦可昨天在家还抱怨，说她们局被借调去做群众工作，遇到不少阻力。”
吴雄飞点了点头，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。
“我回来这一个月，把相关材料都看了一遍。
95%这个标准，是2011年定的，当时全市启动第一批试点，为了保证稳定性，标准定得高。
但现在看来……”
吴市长顿了顿，看向江临舟，“有些不合时宜了。”
江临舟没有立即接话，拿起茶几上的茶杯，抿了一口。
“市长的意思是？”
吴雄飞干脆利落地说道。
“修改24号文。把启动标准从95%调整到90%，或者……85%。
给基层工作留点弹性空间。”
办公室安静了几秒，江临舟放下茶杯，看向吴市长。
“这个提议，需要上常委会讨论。”
吴市长看向江临舟，“我知道。所以我才找你。
临舟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你负责城建工作。我想听听你的真实想法。”
江临舟没有直接回答，起身走到办公室墙边。
那里挂着一幅京州市地图，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，标注着正在推进的重点项目。
“市长，2011年定95%的标准，有当时的考虑。
那时旧改刚起步，政府经验不足，怕项目启动后矛盾爆发，所以设了高门槛。
达不到95%，说明群众基础不牢，宁可暂缓。”
“那现在呢？”吴雄飞，希望江临舟给出明确答案。
江临舟走回沙发前，但没有坐下。
“站在……现在的问题是，这个标准被‘异化’了。它从‘安全阀’变成了‘博弈工具’。
矿工新村88%的同意率里，真正长期居住的老职工，同意率超过95%。
拖后腿的，主要是两类人：一类是早年搬走、现在又回来要价的‘非实际居住户’；另一类……”
江临舟刻意停顿了一下，“是等着用这个项目做交易的人。”
吴雄飞眼神一凝，“说具体点。”
江临舟坐下，详细给吴雄飞说道。
“举个例子，A小区要改造，同意率94.5%。有5户坚决不同意。
街道办去做工作，发现其中3户是某位局长的亲戚。
最后怎么解决的？
额外给这3户提高了补偿标准，签了保密协议。另外2户一看，也要求同等待遇。
项目启动了，但成本增加了8%，更重要的是——规则被突破了。”
“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标准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执行中的人情干扰？”
“是，也不全是。”江临舟摇头，
“95%的标准，之所以能执行这么些年，恰恰因为它‘原则上严格，操作上灵活’。”
吴雄飞沉默了片刻，走到办公桌前，拿起一份报表：矿工新村的入户调查明细。
在“不同意原因”一栏，有人写着“补偿标准低”，有人写着“安置地点远”，还有十几户写着“需家庭内部协商”。
但最后几户的备注栏里，调查员用铅笔轻轻标注了几个小字：“张某堂弟”“汪某亲属”。
吴雄飞抬起头，“临舟，如果我把标准降到90%，矿工新村项目立刻就能启动。
那剩下的10%怎么办？强制执行？还是继续提高补偿？”
“这正是关键。降标准容易，但降了之后，我们用什么新规则来填补留下的空间？
如果没有配套机制，今天降到90%，明天就会有人要求85%，后天80%……底线会一退再退。”
吴雄飞走到窗前，看着市政府楼下的景象，忽然问道。
“临舟，你有没有什么好想法？”
问题很直接，带着考验的意味，江临舟没有回避。
“我建议简单修改标准，但会给标准增加‘例外条款’。”
“怎么说？”
“保留95%的总体要求，修改需要常委会议讨论，这比较麻烦，但可以增设几种豁免情形。
第一，非实际居住满五年以上的产权人，其不同意票按0.5票计算；
第二，经第三方评估存在‘明显不合理诉求’的，可申请启动异议复核程序；
第三……建立‘公共利益评估机制’。
如果项目涉及重大安全隐患、或具有重要民生意义，即使同意率未达标，也可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特别审议后启动。”
吴雄飞转过身，看着江临舟，看着这个意外的名义上的，市政府工作助手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许。
“你这是……既维护了规则的严肃性，又开了道小门。”
“不是小门，是应急通道。”江临舟纠正道。
“而且通道要有严格管控——必须公开听证、必须专家论证、必须常委会表决。
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走这条通道的成本很高，不是谁想走就能走。”
“那张树立堂弟，那样的呢？”吴雄飞问得很直接。
江临舟笑了，笑得很直接。
“如果按我的方案，他首先会被列为‘非实际居住户’，一票变半票。
如果他坚持不合理诉求，可以启动异议复核——但复核过程全程公开，听证会邀请媒体和群众代表参加。
在阳光下，很多话就不好说了。
还有，配套建立‘领导干部亲属涉改事项报告制度’。
像张书记这样的情况，他应该主动向市委说明，甚至回避相关决策。
这是纪律要求。”
吴雄飞走回沙发前，重新拿起那份24号文件，翻到最后一页，签发日期是2011年6月17日。
那时他，正是江临舟现在的位置，常务副市长。吴雄飞放下文件。
“临舟，如果我坚持要修改标准呢？
在常委会上，你会支持吗？”
问题回到了原点，但经过刚才的讨论，分量已经不同。
江临舟看着吴雄飞，这位从党校学习回来的市长，是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。
“市长，我会支持一切有利于推进工作、且能守住底线的方案。
如果一定要修改标准，我建议不要简单降低比例，而是设计一套更精细化的评估体系。
把同意率、实际居住率、诉求合理性、项目紧迫性等因素综合考量。
但无论如何修改，有两条底线不能破：一是公平，不能造成‘老实人吃亏、会闹的占便宜’；二是透明，所有特殊处理都必须公开可追溯。”
吴雄飞站起身来，“好。常委会上，我提出修改动议。
具体的修改方案……就按你刚才的思路，组织政策研究室牵头起草，一周内拿出初稿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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